母亲等待了一生的眼睛,竟是如此忧伤

所属栏目:P猜生活 2020-07-18 20:06:40 来源于:http://www.tyc0054.com

被遗忘的人

「你来看看这一则新闻!」一九八二年初夏,徐代德先生拿着《中国时报》,指着一则小方块,坐在我的前方。

「这是两天前的消息,我看到了。」我说:「三十年政治犯,老天,这是真的吗?关三十几年,进去二十岁,出来都五十几岁。这太残酷了!」

短短约三百字的新闻,报导立法委员洪昭男与苏秋镇质询:二二八事件过了三十几年了,为什幺现在还有一群政治犯被关在牢里?就算是无期徒刑,也该假释了,为什幺还不释放他们?警备总部的回答是:中华民国没有这样的政治犯,绝无此事。

「你相信这是真的吗?」徐代德先生问。

「政府虽然否认了,可是我半信半疑。因为关三十几年,太不人道了。这政府总不至于这样无法无天吧?」我直率的说。

「就我所知,这是真的。」徐代德先生注视着我说:「如果有机会报导,有人可以採访,你要不要试试看?」他用客家人口音,一字一句的说。

徐代德先生有一头厚厚的假髮。因为脑瘤开过刀,他的头上有一道颇大的伤口,所以他不是戴着假髮,就是戴着帽子,年纪大约五十几岁,农家子弟出身的他,个性非常敦厚,脸色常常挂着温柔的微笑。

一九八二年开始,我任职于《大地生活》杂誌,透过主编汪立峡的介绍,我相继认识「老政治犯」这个群体。徐代德是其中之一,当年入狱时才高中毕业,参加了读书会,被举发入狱。入狱后反而读了更多的书,把日文修得更为深入,出狱后,便靠翻译为生。后来娶妻生子,妻子很是贤慧,在新庄开一间幼稚园,于是他专心翻译写作,兼着当园长。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只知道政治犯是一群被压抑的群体,热心民主运动,出钱出力,牺牲奉献。徐代德先生就是这样的人,为我们写稿不拿稿费,带我们读书分析问题,还常常找我去他家吃饭,鼓励年轻人上进。

「如果有机会採访到当事人,列出三十年政治犯的名单,政府就不能抵赖了。这是关键。」我毫不犹豫的说:「你能介绍这样的人吗?」

「你有这个勇气吗?这是很大的禁忌。压力可能很大,而且要保密。」徐代德先生说。

「我不会怕,我会很小心,保守祕密,不会伤害到什幺人。但是,要能找到这样的人。」我说。

「好。有一个关了很久的政治犯,非常了解里面的情况。让他来告诉你吧。」他随即说:「他们被陷害过,非常小心谨慎,不轻易和人接触。我先去问一问,他如果答应,我再来通知你。」

老母亲的眼睛

五天后,徐代德先生不曾预期的来找我,为了避免办公室被窃听,我们去外面的咖啡馆。他给了我一个电话,说:「这个卢先生,在火烧岛关了二十四年,长期关在一起,他了解每一个三十年政治犯的情况。你去找他谈。连络办法是先打公共电话,见面再谈。」几天后,我在卢兆麟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了他。

那是一家颇为知名的民间企业,他担任财务方面的工作。他并未和我出去外面的咖啡馆,而是在办公室外的会客大堂里。空空蕩蕩的空间,宽宽大大的沙发,我看他抬头望去的眼神,沉静而机警,猜想他应该是为了可以望见四方有没有人走动,以避免被监听吧。

虽然谈的是如此敏感机密的事,卢兆麟先生并不激动,他沉静淡然,有如说着平常的事:「现在先给你看一下名单,等一下再请你问问题。这一位是关最久的林书扬,他是麻豆案进去的……」他指着名字,一个一个说下去。

空蕩蕩的企业总部会客大堂里,顿时空气凝结,午后的阳光,穿透落地大玻璃窗和深灰色的窗帘,像剑一般刺进来。时间流动,拉回三十多年前,大逮捕的年代,读书会的青年,理想主义的青春,一个一个被逮捕,被禁锢,被涷结,在一个遥远的燃烧的小岛上。

我曾听作家杨逵说过,当年刚刚关进火烧岛的时候,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,只有少数的居民、绿色的野生植物,以及环绕四边的海洋。后来当局要他们像苦力一样的四处开凿石块,搬回来,再用这石头盖起来,一日一日,围起监狱的围墙,最后,把自己关在里面。

这样的日子,他们过了三十几年。除了他的家人还会惦念,甚至已经被台湾社会所遗忘,他们的存在,甚至被政府拒绝承认。

「当年进去的时候,还是高中刚刚毕业的年轻人,三十年在里面,如今五、六十岁,各种病痛缠身了。像这一位,有高血压。这一位,有慢性胃病;还有这一位,精神已经有点问题了……。」

会客大堂太大?冷气太强?夏日的午后太遥远了?还是故事太冷血了?我只感觉全身寒冷。

「那幺,有没有什幺人的家属,他们还在等待,等待孩子回来。我可以去採访,我想,应该要写一写家属的心情吧。」我说。

「那幺,你得等我一下,等我连繫好了,再通知你。他们会怕。怕是有人再去陷害他们。」

「已经那幺悲惨了,还能怎幺去陷害?」我有点讶异。

「五○年代那时候,有些情治人员或者骗子,骗他们说可以帮忙脱罪,骗了家属许多钱,有些家庭为了孩子,卖地卖房,倾家蕩产,最后都没用。他们怕到骨子里了。」这悲哀至极的事,卢兆麟先生以淡淡的口气说出来,让我更为惊心动魄。

「我先去打一声招呼吧。」他说。

政治犯谢秋临的母亲住在台中市三民路一带的小巷子里,一间低矮的平房。门前种了一些花树,低低的屋檐,一层层木板钉起来的外墙面,细长型的屋子,只有很小的客厅,入门处正中央供着神明祖先的牌位 前有一桌子,是祭拜、餐桌兼待客之用。谢妈妈七十几岁了,矮小的身子,谦卑的温柔的眼神,像极了我的阿嬷。直到这时,我才惊觉三十年政治犯应该与我的父亲年龄相仿,而眼前老老的阿嬷般的人,却是等待了、望穿了三十几年的母亲;等待了一生的眼睛,竟是如此温柔,如此沉静的忧伤。

她并不特别怨叹,只是悠悠的说,当年那孩子从小爱读书,读了台中一中(也是我的母校),像很多孩子一样,喜欢打野球,就参加了野球队。有一天参加野球队的活动,不知道为什幺,就和其他的几个队员一起被抓了。后来听说是因为参加读书会,但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老母亲拿着他年轻时候的照片,一个戴着帽子的高中生,微笑的面容,青春无畏的眼睛异常清澈的望着前方,彷彿天地都会被照亮。然而再没现在的照片了。他的生命停留在历史的一瞬,未曾归来。

报导写成两个部分,一份名单,条列式的写着姓名、年龄、入狱案由、现在身体状况。另一则报导写着母亲的心。为了怕报导被查封,我特地在打字过程中,努力保密,同时把製作好的版面,保留一份,交给当时《八十年代》的主编司马文武,如果我们被全面查封,他们可以接力刊登。

刊登这一则报导后,杂誌因为常常遭查禁而停刊了。

火烧岛悲歌

但我一直忘不了那一条悠悠长长的小巷,以及在那巷子里等待的母亲的眼睛。那一年夏天,我去了一趟绿岛。虽然明知无法探望到任何一个政治犯,但站在这个禁锢之岛,站在监狱高高的围墙边,站在那遥远的海洋之前,我遥遥想望当年的年轻生命,如何用青春身躯,望着海洋,在炎炎的岩石上敲打,开凿石块,最后把自己禁锢起来,直到三十几年过去了。

一九八二年,绿岛的夜晚,四下暗黑如墨,唯有星光明亮奔放,如同全宇宙的星星都醒来在唱歌,天空中是密密麻麻的星图。我无法成眠,半夜在海边散步,想到一墙之隔,便是无数青春埋骨的地方,心中抑郁难解,除了写诗,我不知道如何抒发心中郁闷,于是开始写起了〈火烧岛悲歌〉。

因为杂誌的刊登,二十四名三十年政治犯名单公布出来,立委再质询,警备总部无法抵赖,它终于成为政府人权记录的耻辱。那一年底春节前,政府开始释放第一批政治犯。次年,陆续释放。

第一批政治犯释放后,老同学为他们举行一次小小的聚会。徐代德先生特地找我去参加。在三重的老同学家中,我终于见到了那一位母亲等待了一生的谢秋临,和其他的政治犯。我握着他的手,不敢相信这竟能成真。「你妈妈,身体都好?」

「很好,很好。回来了,她就放心了。」谢秋临先生说。

他们喁喁而谈,低声笑语,即使遥隔几十年,依然像是老同学的「同学会」。

徐代德拉着我到一角,很开心的说:「他们说要谢谢你的报导。」

「啊,不,要谢谢你才对。我们才要谢谢你们为台湾所奉献的一生啊……」

生命的导师

所有人都陆续释放以后,只有两个人未放:林书扬和李国民。老同学告诉我,李国民已经精神失常了,社会还注意着的时候,放出来会让当局很难堪;林书扬是政治犯的领袖,思想深刻,理论造诣深厚,不敢放他出来。

相反的理由,同样的关着。这是何等的反讽!

在老政治犯的奔走和国际人权组织继续「关注」下,他们终于在一九八四年释放了。林书扬被关了三十四年又七个月,他可能是历史上关最长的犯人吧。

首度在士林见到他的时候,我凝视着他的眼睛,好像被绿岛的海洋洗得太久一般,透明,乾净,澄澈。时光只在他的面容留下痕迹,却让他的眼睛有一种坚毅的沉静。安静而狭窄的屋子里,还空空蕩蕩,只有一些带回来的书籍,和朋友送的书,放在桌上。他沉静如一个思想家,坐在翻开的书前面,站起身,沖杯茶,回来了,微笑着说:「生命总是要碰上许多磨练,把它当然磨练,当成革命的锻鍊,总是体验着人生的过程,不断的读书,追求思想的进步,这样的度过了。」

三十四年的光阴,青春到白首的岁月,彷彿只是一瞬,他依然是那个追求知识的学生,只是从学校到了牢房,牢房回到社会,作伴的,依然是书,是知识的追寻。

摘自《暗夜里的传灯人》

母亲等待了一生的眼睛,竟是如此忧伤

Photo:Neva Swensen, CC Licensed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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